林蛇母育有三子四女，今年77歲的黃春風是小兒子，從小他便與母親生活在一起。父親和兩位兄長相繼過世，姐妹外嫁，黃春風包攬起贍養母親的義務。
他說，媽媽年紀大了，其視力漸漸模糊直至失明。3年前外出時更不慎摔倒，雙腿留下舊患，行走不便，大部分時間只能臥床。然而，老人身體的其他機能尚完好，吃飯、穿衣、上廁所可以獨立完成。每隔幾日，黃春風的女兒黃翠鳳也會過來幫林蛇母清潔身體。
在黃春風的印象裡，母親知足常樂，脾氣很好，不曾跟誰吵過架。：「她從鄰村羅坑村嫁到溪北村後，接連生育，相夫教子，生活過得艱辛，但她幾乎未曾對生活有過抱怨。遭遇變故或生離死別，她會有情緒低落的時候，但很快她就能走出陰霾。用她的話說，人生沒有過不去的坎。」黃春風這麼說。
此外，林蛇母嗅覺也靈敏，聞到食物的香氣便會伸手，一口氣吃7個餃子後跟兒子說：「不夠。」黃春風說，母親維持閩南人飲早茶的習慣，很少生病，從未住過醫院。現在一頓飯還能吃下一碗稀飯，食慾和消化都好，所以會在滿足她口福的同時對數量進行控制，以防過量造成腸胃負擔。
林蛇母對記者提問大多能清晰回應，不過被問到長壽秘訣時卻卡住，然後笑著說：「不知道。」一旁的黃春風說母親常講「能吃、能喝、能睡便是福」。雖母親是傳統農婦，不識字，不懂養生，也不刻意運動鍛鍊體魄，不爭、不氣、不強求，為人處世順其自然、平淡過日，這也許是母親高壽的原因。
青春追想曲－我的黑手家族
圖/可樂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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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正午的陽光很毒，秀朗橋上來往車輛又多，轟隆轟隆的車聲夾著在耳邊呼嘯而過的風聲，我斷斷續續聽到歐吉桑的話：「我是做黑手，不曾讀過什麼冊……」，「日後你出社會有成就，不要看不起阮這款人就好！」我聽著聽著，心頭有點酸……。
二叔出殯那天，我一早搭高鐵回台中老家，公祭是在大度山上的殯儀館舉行，叔叔、嬸嬸都來了。陽光燦燦，南風微微，那是一個少見沒有熱得如火燒埔的七月夏天。仔細回想，距離上次也是在相同季節舉辦的家族喪禮，已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了。那是祖母的告別式。
父親鬢髮霜白，幾個叔叔也顯得蒼老許多，往年清明時節才會在祖墳前齊聚一堂，不過三個月，再聚首卻是為了送別自己的兄弟。在那樣充滿離情哀思的家族聚會場合裡，我望著他們逐漸老去的身影，有著一種說不出口的感傷。
我的父親是個黑手，四個叔叔也都做黑手，可以說，我有一個黑手家族，甚至從小就在做黑手的家庭長大。當年父親帶著叔叔們白手起家，從南區下橋仔搬到南屯消防隊附近的一棟透天厝自立門戶，開起了鐵工廠，專門承接工具箱及油壓機零件的相關訂單。
囡仔工在廠房過寒暑假
在那個台灣經濟剛起飛的六○年代，我的家和大多數的中小企業一樣，住家即工廠、工廠即住家，每天樓下機械框啷框啷地作響，樓上吃喝拉撒全都擠在一起。老闆夥計作伙吃大鍋飯，僅有的一間浴室得排隊盥洗。記憶裡，剛從憲兵退伍回來的四叔，白天在工廠、晚上讀夜校，我和他睡上下鋪，他讀製圖科，床鋪旁就擺了一張製圖桌，還在念小學的我，常偷偷趴在桌上拿著直尺、圓規和三角板畫機器人。
我的童年歲月就是在廠裡廠外進進出出，除了刨刀、車床、電銲之外，類似莫達（馬達）、片機（鉗子）、賜吧拉（扳手）、羅賴拔（螺絲起子）等這些源自日本外來語的，都是我兒時就熟悉的黑手工具。升上國中之後，我們搬家到烏日，工廠還是在南屯，每年寒暑假期間，爸媽總要我到工廠幫忙，當時年紀小，覺得別人都在玩耍為何我要做工，百般無奈，怎知這對我後來上梨山打零工幫助頗大。至少當時我聽得懂師傅囑我去取的工具名稱，不會將「賜吧啦」當作「螺絲起子」時，真是獲益無窮。
在自家工廠做小小黑手的囡仔工，一做就好些年。每逢漫長假期到來，我就去工廠報到，鎮日穿梭在大型的壓縮機、噴射機具之間，那些機具有自動裁剪鐵線圈，也有用腳踩將鋼片打孔做活頁，我的兩隻手經常因油漬浸染和鐵屑摩擦，弄得滿身髒黑、刮痕累累。現在回想，那是我迄今唯一擁有過的「黑手人生」，隨著歲月掏洗與生命成長，悄悄地在心底埋下「我有一個黑手家族」的種子。
黑手生命經驗深植DNA
「住家工廠」的創業模式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父親和叔叔們各司其職，同心齊力，讓貧困的生活有了明顯改善。擅於人際溝通的父親，負責對外生意洽談聯繫，進而參與工會事宜；腦筋靈活的二叔則是技術長，專司廠內產品研發和機具維修；打過八二三炮戰的三叔，是工廠裡的苦力，他最愛道聽途說聊八卦，尤其是他口中的「臭頭蔣」軼聞。三叔說，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前世分別是烏龜、蟾蜍，蔣毛之爭就是一場「龜蟾大戰」，兩隻千年妖怪大鬥法，最後竟搞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
至於四叔，我和大弟常輪流跟著他外出送貨，那不僅讓我們得以暫時擺脫看管機械化工作的枯燥乏味，有機會到外頭兜風，瞧瞧花花世界，我因而也知道四叔一心想外發展的抱負。對他而言，做黑手，既非所願，更不是興趣所在，那是懷才不遇、龍困淺灘。屘叔也是如此，當完兵之後，他寧可去開聯結車，也不想再做黑手。後來，各自成家的四叔、屘叔都得償宿願，一個專研易經，成了台中最古老廟宇的總幹事；另一個考上救生員執照，還開洗衣店，做過許多工作，但就是不再碰黑手。
來自黑手，卻總想要逃離黑手，背後沒說出來的其實是逃離貧困。因著父親他們兄弟間的情感羈絆，以及祖母生前堅持不能分家的決定，三、四十年來，我那從烏日鄉下出走的黑手家族，一路迭經事業起落，飽嚐人情冷暖，在彼此交錯的世間恩怨裡奮力生活著。而我，始終沒忘記自己從哪裡來，那個一直深藏在我生命裡的DNA。
熱心歐吉桑載送看醫生
生命中的成長記憶儲存久了，就會內化為無法改變的DNA，它暗自融入血液與骨髓之中，隨時都可能因為一個人、一件事或一種情境的召喚而甦醒。
二十七年前，我在台北唸書，有一回和同學打籃球，跟對方籃下爭搶發生碰撞，左腳在落地時翻船扭傷了。回到宿舍後，仗恃著年輕不以為意，僅僅一晚竟腫得像紅龜粿，完全無法走路。那時我住在景美一棟四樓公寓的頂樓加蓋，因為腳傷無法下樓用餐，每天都得靠室友買便當，直到有一天，實在憋不住很想透透氣，決定獨自下樓去覓食。
樓下麵攤子的老闆已是舊識，看見我熱情地招呼說：「怎麼好幾天沒看到你？」我細述了原委，他隨即笑說，「年輕人出外，自己的身體要好好照顧。」老闆端著一碗熱騰騰的麵請我吃，「你腳腫成這個樣子，有去看醫生嗎？」我搖頭苦笑以對。「唉，這樣不行啦！」麵攤上另一個歐吉桑突然開口說：「我帶他去好了！秀朗橋下有一家國術館，師傅工夫還不錯。」「對啦！你載他去，我們得顧麵攤、做生意，跑不開。」老闆娘跟著幫腔，當場和熱心的歐吉桑一搭一唱地說定，就這樣，二話不說，我坐上歐吉桑的山崎牌機車，頂著大太陽出發了。
黑手就是我的根源樹頭
其實，我和熱心的歐吉桑素昧平生，但他卻自告奮勇要載我去看專治跌打損傷的拳頭師傅，一股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油然而生。那很像小時候阿嬤央我替路邊茶壺加水，供路人飲用時所感受的心意，而今別人也如此看顧我。歐吉桑又說道：「我是做工人，你是大學生，社會需要你這種人才，趕緊治乎好，才能去上課。」我搭著他的肩，輕聲回應說「好」。
那天正午的陽光很毒，秀朗橋上來往車輛又多，轟隆轟隆的車聲夾著在耳邊呼嘯而過的風聲，我斷斷續續聽到歐吉桑的話：「我是做黑手，不曾讀過什麼冊……」，「日後你出社會有成就，不要看不起阮這款人就好！」我聽著聽著，心頭有點酸，接著是沒來由的羞愧，然後跟著拉高分貝大聲地回答他：「歐吉桑，不會啦！」
「因為我家也是做黑手，我嘛是來自做黑手家庭的囡仔啊！」
那一刻，我想起父親和叔叔們，以及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而跟著到工廠做食的媽媽和嬸嬸們。黑手，黑手，人們常說，吃果子要拜樹頭，黑手就是我的樹頭哪！
這究竟是因我念念不忘而必有回響所致，還是根深柢固的黑手記憶從來就沒有消失過，我不得而知。但我常咀嚼這件陳年往事，儘管熱心歐吉桑的容貌早已遺忘，然而，那個純樸善良的勞動者聲音卻一直盤旋耳畔，提醒我莫忘初衷、莫忘初衷。
二叔出殯那天，我一早搭高鐵回台中老家，公祭是在大度山上的殯儀館舉行，叔叔、嬸嬸都來了。陽光燦燦，南風微微，那是一個少見沒有熱得如火燒埔的七月夏天。仔細回想，距離上次也是在相同季節舉辦的家族喪禮，已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了。那是祖母的告別式。
父親鬢髮霜白，幾個叔叔也顯得蒼老許多，往年清明時節才會在祖墳前齊聚一堂，不過三個月，再聚首卻是為了送別自己的兄弟。在那樣充滿離情哀思的家族聚會場合裡，我望著他們逐漸老去的身影，有著一種說不出口的感傷。
我的父親是個黑手，四個叔叔也都做黑手，可以說，我有一個黑手家族，甚至從小就在做黑手的家庭長大。當年父親帶著叔叔們白手起家，從南區下橋仔搬到南屯消防隊附近的一棟透天厝自立門戶，開起了鐵工廠，專門承接工具箱及油壓機零件的相關訂單。
囡仔工在廠房過寒暑假
在那個台灣經濟剛起飛的六○年代，我的家和大多數的中小企業一樣，住家即工廠、工廠即住家，每天樓下機械框啷框啷地作響，樓上吃喝拉撒全都擠在一起。老闆夥計作伙吃大鍋飯，僅有的一間浴室得排隊盥洗。記憶裡，剛從憲兵退伍回來的四叔，白天在工廠、晚上讀夜校，我和他睡上下鋪，他讀製圖科，床鋪旁就擺了一張製圖桌，還在念小學的我，常偷偷趴在桌上拿著直尺、圓規和三角板畫機器人。
我的童年歲月就是在廠裡廠外進進出出，除了刨刀、車床、電銲之外，類似莫達（馬達）、片機（鉗子）、賜吧拉（扳手）、羅賴拔（螺絲起子）等這些源自日本外來語的，都是我兒時就熟悉的黑手工具。升上國中之後，我們搬家到烏日，工廠還是在南屯，每年寒暑假期間，爸媽總要我到工廠幫忙，當時年紀小，覺得別人都在玩耍為何我要做工，百般無奈，怎知這對我後來上梨山打零工幫助頗大。至少當時我聽得懂師傅囑我去取的工具名稱，不會將「賜吧啦」當作「螺絲起子」時，真是獲益無窮。
在自家工廠做小小黑手的囡仔工，一做就好些年。每逢漫長假期到來，我就去工廠報到，鎮日穿梭在大型的壓縮機、噴射機具之間，那些機具有自動裁剪鐵線圈，也有用腳踩將鋼片打孔做活頁，我的兩隻手經常因油漬浸染和鐵屑摩擦，弄得滿身髒黑、刮痕累累。現在回想，那是我迄今唯一擁有過的「黑手人生」，隨著歲月掏洗與生命成長，悄悄地在心底埋下「我有一個黑手家族」的種子。
黑手生命經驗深植DNA
「住家工廠」的創業模式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父親和叔叔們各司其職，同心齊力，讓貧困的生活有了明顯改善。擅於人際溝通的父親，負責對外生意洽談聯繫，進而參與工會事宜；腦筋靈活的二叔則是技術長，專司廠內產品研發和機具維修；打過八二三炮戰的三叔，是工廠裡的苦力，他最愛道聽途說聊八卦，尤其是他口中的「臭頭蔣」軼聞。三叔說，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前世分別是烏龜、蟾蜍，蔣毛之爭就是一場「龜蟾大戰」，兩隻千年妖怪大鬥法，最後竟搞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
至於四叔，我和大弟常輪流跟著他外出送貨，那不僅讓我們得以暫時擺脫看管機械化工作的枯燥乏味，有機會到外頭兜風，瞧瞧花花世界，我因而也知道四叔一心想外發展的抱負。對他而言，做黑手，既非所願，更不是興趣所在，那是懷才不遇、龍困淺灘。屘叔也是如此，當完兵之後，他寧可去開聯結車，也不想再做黑手。後來，各自成家的四叔、屘叔都得償宿願，一個專研易經，成了台中最古老廟宇的總幹事；另一個考上救生員執照，還開洗衣店，做過許多工作，但就是不再碰黑手。
來自黑手，卻總想要逃離黑手，背後沒說出來的其實是逃離貧困。因著父親他們兄弟間的情感羈絆，以及祖母生前堅持不能分家的決定，三、四十年來，我那從烏日鄉下出走的黑手家族，一路迭經事業起落，飽嚐人情冷暖，在彼此交錯的世間恩怨裡奮力生活著。而我，始終沒忘記自己從哪裡來，那個一直深藏在我生命裡的DNA。
熱心歐吉桑載送看醫生
生命中的成長記憶儲存久了，就會內化為無法改變的DNA，它暗自融入血液與骨髓之中，隨時都可能因為一個人、一件事或一種情境的召喚而甦醒。
二十七年前，我在台北唸書，有一回和同學打籃球，跟對方籃下爭搶發生碰撞，左腳在落地時翻船扭傷了。回到宿舍後，仗恃著年輕不以為意，僅僅一晚竟腫得像紅龜粿，完全無法走路。那時我住在景美一棟四樓公寓的頂樓加蓋，因為腳傷無法下樓用餐，每天都得靠室友買便當，直到有一天，實在憋不住很想透透氣，決定獨自下樓去覓食。
樓下麵攤子的老闆已是舊識，看見我熱情地招呼說：「怎麼好幾天沒看到你？」我細述了原委，他隨即笑說，「年輕人出外，自己的身體要好好照顧。」老闆端著一碗熱騰騰的麵請我吃，「你腳腫成這個樣子，有去看醫生嗎？」我搖頭苦笑以對。「唉，這樣不行啦！」麵攤上另一個歐吉桑突然開口說：「我帶他去好了！秀朗橋下有一家國術館，師傅工夫還不錯。」「對啦！你載他去，我們得顧麵攤、做生意，跑不開。」老闆娘跟著幫腔，當場和熱心的歐吉桑一搭一唱地說定，就這樣，二話不說，我坐上歐吉桑的山崎牌機車，頂著大太陽出發了。
黑手就是我的根源樹頭
其實，我和熱心的歐吉桑素昧平生，但他卻自告奮勇要載我去看專治跌打損傷的拳頭師傅，一股難以言喻的親切感油然而生。那很像小時候阿嬤央我替路邊茶壺加水，供路人飲用時所感受的心意，而今別人也如此看顧我。歐吉桑又說道：「我是做工人，你是大學生，社會需要你這種人才，趕緊治乎好，才能去上課。」我搭著他的肩，輕聲回應說「好」。
那天正午的陽光很毒，秀朗橋上來往車輛又多，轟隆轟隆的車聲夾著在耳邊呼嘯而過的風聲，我斷斷續續聽到歐吉桑的話：「我是做黑手，不曾讀過什麼冊……」，「日後你出社會有成就，不要看不起阮這款人就好！」我聽著聽著，心頭有點酸，接著是沒來由的羞愧，然後跟著拉高分貝大聲地回答他：「歐吉桑，不會啦！」
「因為我家也是做黑手，我嘛是來自做黑手家庭的囡仔啊！」
那一刻，我想起父親和叔叔們，以及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而跟著到工廠做食的媽媽和嬸嬸們。黑手，黑手，人們常說，吃果子要拜樹頭，黑手就是我的樹頭哪！
這究竟是因我念念不忘而必有回響所致，還是根深柢固的黑手記憶從來就沒有消失過，我不得而知。但我常咀嚼這件陳年往事，儘管熱心歐吉桑的容貌早已遺忘，然而，那個純樸善良的勞動者聲音卻一直盤旋耳畔，提醒我莫忘初衷、莫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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