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一種有溫度感的台灣史
1一九八三年秋天，陽明山上陽光燦爛，下午的山風開始有微微的涼冷。
我在圖書館裡，把古老的《台灣民報》找出來，一大本一大本的抱著，到窗戶邊的桌子上，就著斜斜的光，一張一張的翻閱，一頁一頁的尋找，所有與文化活動、戲劇表演有關的報導，都不要放過。
報紙是如此的老舊，蒙著濃濃的一層灰塵。在窗戶邊的桌子上，老報紙翻開的瞬間，那些夾在內頁裡，沉埋了幾十年的灰塵都飄了起來，一粒一粒，晶晶瑩瑩，像許多記憶的精靈，在空氣中飛舞。
古老的印刷字體，雖然被時間沉積得有些蒼黃，微微模糊，依舊可以辨認。
「……且時間迫切，又降雨連綿，不得已演劇終止，而變易為文化講演，以免辜負民眾之熱誠，是夜雖大雨，而聽眾不下千人，其熱心可嘉也。翌夜七時起在媽祖宮內開該地有志者大懇親會，定刻，會員不論何種職業，冒雨紛紛而來會者不下千人，著席後，先由陳煌氏敘禮，次會員五分間演說，來賓演說，餘興有奏樂文化劇（彰化留學生文化劇團一行）第一齣演《社會階級》，第二齣演《良心的戀愛》，至十二時，劇畢，由周天啟氏代表一行述謝，連太空氏吟詩以為告別，最後郭戊已氏述文化劇之精神為閉會辭。當演劇中有柳川巡查部長正式臨監，而無持詳細之腳本，對照取締，亦能得平穩通過，可見當道之刁難證據充分也。」（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一日《台灣民報》）
即使隔了六十年的時空，那時代的反抗熱情動人心弦：至十二時還未曾休息的演講會，在紛紛雨中觀看文化劇而不願離去的上千人的眼睛，如晶瑩之光，在陽明山秋日的空中飛舞。
一九八三年的台灣，台灣史研究依然是禁忌，我想做的「日據時期台灣戲劇運動」，只能靠著有限的資料，甚至從舊報紙中，拼拼湊湊，把無政府主義運動、黑色青年聯盟、張維賢、張深切等人的作品與行跡，依照時間，慢慢連結，構成一幅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形貌。
從秋天到冬天，整個過程雖然很艱辛，資料也難尋又敏感，但重新看見歷史而開展的視野，尋找到台灣文化人心靈的知心感，以及了解自己的父祖之輩，曾擁有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曾參與如此深沉而壯烈的反抗運動，曾和日本的、世界的社會運動合流，一起脈動，那種看見而且觸摸到父祖心靈的感覺，讓我常常獨自徘徊在陽明山的冬雨中，感到一種既溫暖又孤獨的歡喜。
然而，麻煩也來了。我找不到指導教授。研究歷史的學者是有的，但他們不知道戲劇運動要如何著手；研究戲劇的學者是有的，但以傳統戲曲為主，與社會運動結合的戲劇研究，實未曾有過。幾度碰壁後，終於有一位老師指點我說，有此開創氣魄的學者，可能只有曾永義老師。所幸，在曾永義老師的指導下，順利通過論文和口試。
一九八六年之後，環保運動捲起台灣社會運動的浪潮，隨後的解除戒嚴、本土化，讓台灣史與台灣研究成為顯學。然而，一如歷史所見證的，所有過度的壓制一旦放開，就會反彈到對立的一面，直到力氣耗盡，才會再平衡回來。由於戒嚴時代對台灣研究的壓制，它果然走向反面，在「過度喧囂的吶喊」中，台灣、台灣史、台灣文化、台灣意識逐漸變成一種反抗的政治符號，它不再是我最初在陽明山上所感受到的那種來自古老的情感與溫暖，而是一種缺乏溫度的、尖銳如劍的口號。
我知道有些什麼真實的情感正在失落，永遠也回不來了。
2
任何歷史，一旦變成政治符號，就失去了真實性；任何研究，一旦變成媚俗，千篇一律走到相同的結論，就失去了探究的樂趣；任何理念，一旦變成政治的召喚，就失去思想的獨立，而只是動員的工具。台灣史的悲哀在於此。在統獨言論霸權的爭奪中，它不再是父祖的血脈故事，而是交鋒的利劍。
一旦成為利劍，即再無真實的考究，更遑論人性的理解，世情的悲憫，歷史的寬容。可失去了寬容與理解，歷史還有什麼感動人的力量？
例如：〈凱達格蘭大道〉。當政者為了表示對威權的反抗，用〈凱達格蘭大道〉取代〈介壽路〉。但凱達格蘭人在北台灣的生命史，有人去關心嗎？那個曾經和我們生活在這一片相同的土地上，只是和我們隔了百年時空的人群哪，為什麼我們如此陌生？
是以本書中，我特地選了曾在人間副刊連載的〈最後的凱達格蘭人〉為開頭，試著用文學的筆觸，描述這個消失民族的歷史。他們曾是北台灣最活躍的族群，像南島語系的民族一樣，幾千年前，他們流浪而來，定居台灣，有著自己的傳說和語言。直到大航海時代，來了許多漢族移民和歐洲人之後，逐漸失去生存空間；至清朝，終至於在山上的原住民與平地開墾漢族的夾縫中，艱難抉擇。他們無由自主，打不過山上的原住民，只能生存於平地，最後是「我族歸順清廷」，完全同化於漢族社會中。
許多「台灣民族論」者喜歡用血統論，來證明台灣是一個「新興民族」，有別於漢族，以取得台灣獨立的正當性。而其依據即是移民來台的漢族、不分閩南人、客家人，以男性居多，必然與平埔族或原住民通婚，所以「有唐山公無唐山媽」，以此顯示通婚之後，台灣絕大多數人都有原住民血統。如此就不是純種漢族。
表面上看來它尊重了、甚至認同了原住民的母系血統。但從凱達格蘭族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漢族不僅娶了他們的女性，同化了凱達格蘭族，連同他們的血統代表性都要據為己有，這樣，就可以號稱代表了台灣，擁有台灣。明明是一個外來移民者，卻號稱代表這個土地的原來主人；不僅霸占了土地，還要霸占他者的民族代表性，這未免太過份、太不厚道了吧！
即使是美國人，已經獨立了的國家，那些歐洲來的移民後裔，也不敢聲稱他們是新興民族，他們有美洲印第安人的血統，所以他們是美洲原來的主人，可以代表美洲的原住民族吧。
寫作這一篇故事，是為了向這片土地上，台灣原來的主人致意。雖然他們已經永遠消失了，但生活在這土地上的我們，還是要存著深深的感念之心。
3
在日據時期台灣的文化運動時，我曾看見了台灣的反抗運動，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一九二○年代全世界左翼運動風潮同步，包括文化啟蒙、無政府主義運動、農民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等；但當時我最感到好奇的是，會員高達兩萬多人的〈台灣農民組合〉甚至和日本的勞動農民黨、農民組合串連，互相支援，共同反抗日本右翼軍國主義的壓迫。但這些活生生的反抗，卻很少在台灣史研究範疇之內。某些人更熱衷於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現代化的貢獻」，或者「日本如何在台灣辦了第一場博覽會」，「建了嘉南大圳」之類的。
是直到二○○四年認識日據時代農民運動領袖簡吉的公子──簡明仁先生，通過簡吉，我才了解農民運動的完整歷史。
簡吉，日據時期的農民組合創建者，組織起全台灣二萬四千農民，齊力反抗日本殖民統治；在日本軍國主義興起而鎮壓社會運動後，他組織〈赤色救援會〉，協助坐牢的政治犯家屬，繼續抵抗，直到他也被捕入獄。光復之後，他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維持政權輪替之時的台灣社會秩序，後來參與二二八事件，在嘉義組織「台灣自治聯軍」；二二八之後「潛行」於北台灣建立地下組織，反抗國民政府的統治。最後在恐怖時期被槍決。這整個貫穿台灣反抗史的過程，他全程參與。這大約是台灣人之中絕無僅有的一個。
然而，歷史總是冷酷中有溫暖，殺伐中有人情，毀滅中有希望。即使是反抗者，也充滿傳奇的故事。
日據時代農民運動的三大美人──簡娥，她的父親是西來庵事件的受害者，但她的同父異母哥哥卻拯救了當時被殺的日本派出所所長的兒子，那個兒子，就是後來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殺害於台南，示眾數日而不得收屍的湯德章。湯德章的媽媽是原住民，所以姓湯。簡娥與湯德章的命運交響曲，彷彿是台灣與日本命運交織的寫照。那情感的糾葛，國仇家恨的交織，個人認同的徬徨，為理想犧牲之壯烈，其複雜的程度，是任何編劇本的人都難以想像的吧。
每每念及於此，很難不掩卷嘆息。（上）(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