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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八一年，莫札特離開薩爾茲堡，長居維也納，他生命最末期這段日子，即使音樂靈感如五彩噴泉爆發，財務卻每下愈況，接連幾部歌劇慘賠，最後三首交響曲，甚至到辭世都未在維也納演出。一七八七年，他到布拉格親自指揮《唐喬萬尼》首演，乃晚年難得的商業性成功。但如今，薩爾茲堡、維也納、布拉格爭相把莫札特當文化招牌，到處都在販售以他為名的商品，歌劇和交響曲更終年上演不斷。如果莫札特生在台灣，會得到政府支持嗎？一個城市，究竟先有品味超卓的文化官員而後吸引人才，或者順序相反？此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在現代社會似更難回答。但也唯有徹底思考所謂「文化本位」，才能釐清這兩天鬧得沸沸揚揚的台北市文化局長人選爭議。就在「搖滾教父」倪重華被傳可能接任台北文化局長時，我收到嘉義市管樂節與跨年晚會的文宣，前者重點是號稱「管樂文創商品」的馬克杯與學生踩街，完全看不出將演出什麼重量級世界名曲，後者根本是流行歌手嘉年華，兩者的共同點，則是都由市政府花大把經費主導。同天，報紙報導有個日本老人看了《KANO》，到嘉義找電影裡的老餅舖。筆者孤陋寡聞，對「當年小選手常吃的滷肉飯」毫無所悉，卻知嘉義市政府補助《KANO》五百萬，電影卻在金馬獎全軍覆沒。把嘉義或其他縣市文化局，和倪重華曾出言支持政府贊助五音不全的女歌手出片那件往事相比，柯文哲小內閣所受到的矚目與監督，大得不成比例，但這是柯Ｐ成為打敗國民黨的指標人物必須付出的代價。換言之，「生意人」倪重華諸如「文化局就是康樂股」、「跨年煙火一定要放」等言論，真比台灣其他文化官僚不堪嗎？我們又真認為其他縣市對「雅文化」或莫札特等級的人才，有更多支持嗎？黑箱與否，人事安排本不脫政治，但在這次政治事件裡，更深刻的公共議題被呈現出來，並非壞事，也不值得柯Ｐ或倪桑氣餒。用淺顯的話解析此議題，就是台灣—特別首善之都台北—已到了很擔憂喪失文化能見度的地步。於是，大家直覺性追求「錢」與「人氣」等短線指標，所以今年全台至少十七場跨年更似不可或缺，而台中歌劇院即使明年底才正式營運，必得搶先宣傳已多少人參訪那尚未完工的地標；尤其，台北一○一大樓超級地標，若被外資買下，恐怕變成「文化國恥」吧？遺憾的是，少有文化主事者關心，短暫煙火能否支撐社會學者所稱的「文化國族主義」、或真正包裝出文化軟實力的價值，抑或在譁眾俗套中，反而燒光了最後一縷文化香火。這也顯示出藝文界對於柯Ｐ與倪桑以及所有文化官僚的質疑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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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8日 星期四
朱立安
2014年11月27日 星期四
日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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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專題演講，由日本大學文理學部教授山口守主講「從台灣文學經驗看文學與教育」，每一位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過程中，都會有不同的解讀，學生能以自我觀點閱讀後，創造自己的作品，強化寫作與理解能力，開拓新視野。山口守分享自己如何了解台灣的文化與背景，他以一口流利的中文講完整場，讓台下民眾驚呼連連。山口守說，他在「偶然」閱讀台灣文學書籍後，啟發他對台灣語言的興趣，他深入學習，不僅看得懂台灣書本，訓練中文的聽與說能力，才能透徹學習。山口守表示，他翻譯多本台灣書籍，包含白先勇《冬夜》、洪醒夫《市井傳奇》、陳映真《山路》等台灣現代小說，透過台灣的文學，深入了解台灣當時的社會、歷史與人文，他彷彿穿越時空，與作者對談，了解作者的思維與脈絡。「台灣社會是多元民族融合，語言豐富。」山口守說，在日本社會，從過去至今僅有一種語言流通，就是日文，但在台灣社會有原住民語言、客家語、閩南語，甚至經歷日本殖民地時期，年長者會說日語，如此多樣化的語言也代表是多元民族融合，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讓他感到相當特別。山口守大讚台灣文學家賴和，他說，賴和處在日本殖民時代，提出面向世界的觀點，要能透過閱讀打開自我的眼界，很有國際觀；賴和對教育的看法認為，「讀書雖然重要，但不是在讀的方面，而是在書中能認識人的思維」，他讚嘆賴和的想法很新穎。山口守表示，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日本強制台灣人學習日語，在高壓的帝國主義之下，台灣人吳濁流能以日語創作書籍，作為抗日的武器之一，引起他的注意，啟發他對台灣語言的興趣。「只要閱讀能夠引發興趣，必能深入學習。」山口守分享自身經驗，在吳濁流作品中，記錄日據時代警察制度、保甲制度、皇民化制度等，表露社會現實面，對於時事的敏銳寫作風格，深深吸引他，啟發他深入了解中國文化，後來到上海復旦大學學習中文。山口守說，要把閱讀文學作為語言藝術，可以用眼睛、嘴巴、耳朵、手指表達書本內容，「聽、說、讀、寫緊緊相扣」，他強調，學生在看完文章後，要能夠表達自我的意見、多與別人交流，訓練自己在重新解讀後，能書寫下來，用自己的語言闡述，創造自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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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18日 星期四
兩性文學
76歲知名兩性作家吳娟瑜上節目分享當年老公出軌外遇，自己如何走出低潮。當時她原本想了結生命，後來抽絲剝繭從家裡找到一組奇怪的號碼，結果一撥通，電話另一頭傳來小三的聲音，「這位太太不用再打了，所有的男人最後都會回到他老婆身邊。」才讓吳娟瑜覺悟。吳娟瑜透露當時老公有天回來坦承外遇一事，瞬間讓她心痛不已，由於當年才剛熬出頭，吳娟瑜不敢和好友們哭訴，後來解開她心結的竟然是運將司機大哥，司機大哥們建議她，「妳如果好，自己站穩了，他就會回來了。」
之後吳娟瑜決定出國唸書，認為把自己照顧好才是最重要的。雖然沒離婚，但吳娟瑜老公真的慢慢回心轉意。那老公有沒有道歉？吳娟瑜說後來老公動了一個很大的手術，才讓她得到遲來的道歉，「這一生，我如果做過甚麼對不起妳的事，我希望妳能原諒我。」而她過去也曾透露老公至少5次出軌，其中一次是他回到家躺在床上，用棉被蓋著自己的臉坦白：「阿娟阿，我有一個甜蜜的負擔、包袱要告訴妳。」令吳娟瑜一聽當場抓狂，「我的頭就去撞衣櫥的門板」。
性學博士許藍方過去分享許多性學知識而出名，更經營自媒體吸引不少粉絲追隨，也曾和5566成員王少偉傳出緋聞，打開知名度，而沒想到今日突然在社群媒體發文，透露自己罹患動脈瘤，而且持續追蹤檢查後又變大，自己也早就立下遺囑。許藍方發文透露自己前陣子去住院，而如今也出院了，在某次昏倒的時候，經過檢查意外發現自己有動脈瘤，「今年初，在新光健檢後順便追蹤腦部狀況，發現動脈瘤變大了，到了需要醫療介入的大小。經國泰神經外科許醫師安排血管攝影確認，最終由榮總放射科羅主任進行栓塞手術。手術順利，動脈瘤目前已穩定控制，我也已經平安出院，身體正在慢慢恢復中。」
而對於自己的身體狀況，許藍方也透露早就立下遺囑，「術前聽醫師解說時，難免有擔心和恐懼，但當我寫下遺囑、簽下名字那一刻，我發現自己沒有遺憾，反而很滿足。這段時間沒特別公告，是因為我不想讓它變成戲劇化的場面。生病不是舞台，只是人生中很平凡的一段。我選擇安靜面對，現在願意分享，是因為這段經歷，也許能提醒一些人：身體會壞、情緒會掉、人生會有低谷，這都沒什麼，重要的是你還在這裡，好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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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望見，父親顫巍巍的身子、努力穩定單車手把的模樣，和小時學騎單車的自己，真像。
夏秋交替，氣溫逐轉冷涼，是二期水稻插秧盛期。這時，一生與田事相伴的父親，總會不時煩擾的望向天空，擔心天際第一聲響雷：「雷打秋，對半收」「雷打秋，稻仔像嘴鬚，甘藷像泥鰍」。 秋天雷鳴是對農作極為不利之徵兆，若讓二期稻作生長末期遭逢低溫寒害，進而影響稻穀的充實與飽滿度，收成的質與量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學習一個人上路 走在返家的小路上。秋風輕拂，兩側稻苗青綠如毯，漣漪般盪開，畫出一痕又一痕好看的水波線。收割甫成的田壟，稻草基部還黃澄澄的深植土泥中；較遠處的田野，燒盡稻草梗的焦煙飄上天空，等待秋雨過後，又是護育生機的春泥一片。 路旁水渠如絹，已逝的昔日畫面隨水光逆流迴轉，我看見：腳泡圳溝中的年幼倒影；母親於自家後院綁上棚架，努力開展芽瓣、崢嶸生長的藤蔓豆子、小黃瓜；樹影、炊煙、黃黃亮亮的芥花籽田、老樹下粗簡磚石堆砌而成的土地公廟；柏油未鋪、石礫滿布的小路，以及雙腳跪地、膝蓋挫出傷痕血跡，號啕大哭的自己……我看見了那一年的秋天。 那時，父親的聲線仍如洪鐘那般：「剛剛不是才教會你煞車、下車的技巧嗎？怎麼還讓自己摔成這樣？」我也不服氣，混著鼻涕眼淚：「誰教你偷偷放手啊！」 印象中那段學騎單車的過程，總是父親負責在後頭扶著、跟著跑上好長一段路。每每迎風開懷以為自己早已能掌控一切，卻從沒想過，跟在後面跑的父親有多麼累？他若不漸漸、緩緩、悄悄放開雙手，我又如何能一個人上路？ 「想學會單車，就是要不怕摔！只好再從頭來過了！」父親說。 於是，真的只好再從頭來過了。 征服單車的路程，想不摔得七葷八素，重點便是在轉彎與煞車。父親讓我扶著把手，兩眼專心直視前路，判斷何時應該轉彎？並聽他隨時下達指令，立即煞車，訓練我能迅速反應。 當然，平衡也很重要。兩腳離地，盡全力維持車子直立，練習平衡。 說是未來為人處事也得像這樣，不橫衝、不莽撞，多方兼顧、面面俱到。不能只想著不讓自己受委屈，也得處處照顧旁人的心情感受。很難，但慢慢學就是了。 此去一路上，狀況不勝枚舉，若能學會平衡、煞車與轉彎，就能處理隨時迎面而來的危機，就能閃身、就能錯開、就能下車下得漂亮！ 父親說他畢竟不可能永遠跟在後頭跑，總是會放手的。 接著，重點來了——蹬車前進。雖然左腳踩踏板、利用右腳連續滑動跟地面產生摩擦力，開始移動車子這個動作，對自己來說已不算太難。但就是膽怯啊！ 坑坑巴巴的石子路，常常一段距離都拖拉得很遠了，卻擔心自己等會兒從那麼高的腳踏車往下躍會受傷，抖啊抖的遲遲不敢將右腳順勢跨上。 人生路可慢一點 父親告訴我他小時候學騎單車的故事：那時主要用以運載農作的腳踏車骨架，對孩子來說，才真扎實，才叫高啊！坐上坐墊後根本踩不到腳踏板，只能以「鑽隧道」進行。此方式無須跨上坐墊，只要將腳直接穿跨橫桿下方，各自踩動兩側踏板，歪扭身軀、一拐一拐的，有如鑽進腳踏車「隧道」一樣；遠遠望去，就像是揮舞著鐮刀手前進的大刀螳螂。 生活的樂趣，就在不斷的勇於嘗試。 深深記得自己終能雙腳離地、踩騎向前，是在稻穗般金黃的暮色裡。 蹬車騎上圳溝坡道，一溜而下。霞色碧麗、蒼翠淡墨的田野景色，逐一自眼角滑掠而過，青綠的黃椒、嫩白蘿蔔、高麗菜苗，搖曳出秋天的神奇時光與色調；遠處整排紅磚古厝，靜幽幽的一語不發；風吹草動，篩落了一地的金色陽光…… 而父親仍在後頭追著跑：「小子，你騎慢一點啊！」 是吧，「騎慢一點。」這句話，在正式走入社會、尋找自身定位點那一年，父親也曾這麼說過：此去心放寬一些，與人別太算計、強爭求，人生路走慢一點沒關係，平安就好。 只是，這句話似乎更難了。在經歷數次的低潮與轉折之後，我才稍稍體會了些，也懂了些。 淺淺閃映的光絲，漫過窗櫺，灑進屋來。 胃出血數次，甫完成雷射燒灼止血術、燒止出血源頭的父親，倦躺搖椅，假寐著。 垂皺的眼角，並非我小時印象；鬆軟的臂膀，也不是助推單車那雙手；深鑿的法令紋，在那張意氣風發的臉龐上亦不曾有過；稀疏白髮、疲憊的呼吸聲，更是陌生得令人心慌。然而很奇異的，整個加總起來，卻又是記憶中的父親了。 我俯向耳畔，那兒有一顆小時最愛撥弄的小肉珠，輕聲說：「爸，我們去騎騎腳踏車、讓身體慢慢動一動，好嗎？」 術後的父親睜開眼，嘴角揚起一抹弧線。 田溝畔，那株同父親一起栽下的小黃椒，經過一季夏溫的培育，終於椒果膨脹、結實纍纍！可能是夏日暑熱之故，依舊鮮綠得好看，也沒怎麼變色就是？ 一陣風來，黃椒果風鈴般悠然擺盪。 回頭望見，父親顫巍巍的身子、努力穩定單車手把的模樣，和小時學騎單車的自己，真像。 「爸，等一下如果狀況不對要記得煞車，以免摔跤。」我提醒道。 「嗯，好。」父親雙腳踩上踏板，神情極是小心，像個孩子。 |
2014年9月16日 星期二
本土作家
醫生詩人曾貴海今天凌晨逝世，享壽78歲。高市府表示，高雄市長陳其邁已指示市府文化局全力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高市府表示，陳其邁與曾貴海私交深厚，得知消息後深感不捨，遺憾畢生投入文學、社運與民主運動的曾貴海逝世，是台灣社會的一大損失，陳其邁也立即指示市府文化局全力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1946年出生屏東的曾貴海具醫師專業，政治、社會運動經歷豐富，更是詩人，自1985年出版第一本詩集「鯨魚的祭典」開始，筆耕不輟逾一甲子，書寫對土地、社會的關懷，屢獲各文學獎無數。
2022年他更以首名亞洲人之姿，榮獲厄瓜多惠夜基國際詩歌節（Ileana Espinel Cedeño）國際詩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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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我不聽苦勸，決定創辦雲門，母親靜靜貨比三家，買來明鏡數片，找工人裝到排練場。然後告訴我，一定要好好照顧團員，她說：「要知道，人家都是伊父母疼愛的寶貝。」……
伴隨母親旅行，離開飯店前，我們總有一番爭執，像個儀式。她一定要把房間打理乾淨才走。我嚷嚷，等等飯店有人會理。母親說，人家要整理這麼多房間，很辛苦，我們只是舉手之勞。如今，我常拖著行李，到了門口又折回，垃圾進桶，物歸原位，床褥鋪平，才安心離去。 母親出身新竹富家，是家中么女，最小的姊姊大她八歲。她六歲上日人小學校，新竹高女畢業後，赴東京深造。關於學生時代，母親偶爾提起，只說到草月流，音樂會，畫展和銀座咖啡屋。她的同窗告訴我們，母親不像一般千金小姐，總和大家打成一片，功課好，日語講得比日本人好，愛笑，愛花，是網球校隊，而且，射箭射得很好。關於母親，我們知道太少。因為陪她的時間太少。 說來慚愧，跟母親聊得最多的時候，竟是她出入榮總那兩年。一天，在病房放〈荒城之月〉給她聽，聽著聽著母親不覺端坐起來，用手指在被褥上撫彈。問她在做什麼，母親說：「彈琴。」原來，東京留學時，有一年她每周去跟老師學習日本古琴。老師家的巷子有幾棵櫻花。暮春，花落滿地。母親笑說，她不想踩過落花，常常覺得寸步難行。 東京家政學院畢業後，母親返台，應聘在母校新竹高女執教。病床上，她憶起年輕時種花的往事。戰後台灣一片荒蕪，母親請仍然滯留東京的二舅為她寄來花子，在院子裡種出大片草本花。花季過後收穫了幾畚箕的花子，分寄給一百所學校和機關，並請他們來年把存活率，開花率告訴她。結果，母親笑了，只收到一封覆函：台大園藝系。那是1945年，母親二十四歲。 翌年，親長作媒，母親「下嫁」南部鄉村。父親是長子，上有寡母，下有五個弟弟，五個妹妹。新竹鄭家的么女於是成為嘉義新港林家的長媳。 初嫁的母親。家務之外，有時也跟父親一起下田。看見來自富家的新娘子，有板有眼地鋤地務農，鄉人稱奇，哄傳一時。母親說，那有什麼難，學校勞動課都在翻土種花種莊稼呀。 不久，政府徵召父親從政。父親百辭不得，自此步上公務生涯。隨著父親公職的流轉，母親一路搬家，也陸續生下五個孩子。我們住過東石，虎尾，嘉義，新竹，斗六，台中，高雄，台北市的和平東路，新生南路，天母中十四路，新生北路，建國南路。2001年，崇民深謀遠慮，勸動不想再搬家的父母親搬到榮總附近的天母西路。那是他們在凡塵最後的住所。 父親書生從政，兩袖清風。父親的清廉，沒有母親全心全意的支持是辦不到的。她克勤克儉，維繫整個家庭。進中學前，我們外出做客都穿母親縫製的衣服。中學，我們穿表哥們的舊制服。母親自己的衣裳，早年經常自己動手，後來是大減價時貨比四五家。父母親到了八十歲，仍然堅持公車或捷運代步，不輕易叫計程車。母親往生後，我到她的浴室洗澡，發現一個小小的尼龍紗網籠住肥皂渣子，我們從國外買回來送她的精油，浴鹽，一行排開，沒拆，是裝飾品。 景況最壞的時節，母親帶著五個孩子操持家務，同時招呼住在家裡，或登門拜訪的親友賓客。住到斗六的頭一年，母親背著政民，牽住牧民，每天走四十分鐘去街上買菜。有了幫手後，她也沒閒著。斗六的宿舍有寬敞的院子，母親除了培植出近兩公尺高，花開如拳的玫瑰，還種了十幾畦青菜，番茄，南瓜，後院幾經翻種，變成一片玉米田。父親下班後挑水擔肥，大的孩子放學後也分配到澆水除草的工作。那是我們住得最久的一個地方。全家團聚，熱熱鬧鬧的六年。 玉米田之外，後院養了羊，羊奶給政民改善體質，還養了雞鴨鵝鳥，貓，狗，火雞。安可拉種的白兔開始時只有四隻，轉眼成為四十隻的浩蕩團隊。一夜，母親把我們喚醒，全家隔著玻璃窗看見一隻失蹤許久的母兔帶著一群小兔子悠閒地在月光下吃草。事後追想，興趣之外，母親的園藝還是為了貼補家計。 多年之後，我問起這件事。她只說，嫁給父親把她的「神經線」鍛鍊得又粗又韌。她裡外一腳踢，起早睡晚。打理家務之際，手中一把戒尺督促我們做功課。父親一通電話，彷彿只是五分鐘，她又打扮齊整出門去了。夜半醒來，隔著蚊帳只見母親跪在日本矮桌前，對著家用帳沉吟。 母親生性低調，喜歡家居，不愛外出。父親到中央工作後，母親更以台北頻繁的酬酢為苦。宴席上，她微笑地傾聽別人談話，必要時僅只三言兩語。朋友告訴我，在酒會裡，父母親常在人潮外，也常是提早離去的賓客。父親辭世後，有天晚上，我陪母親看電視新聞。她忽然問我，電視在講什麼。我說：「媽媽，他講的是國語啊。」母親道：「其實，我大概只聽懂三分之一，這些年來只聽三分之一。」我驚悚，羞愧，淚水湧上眼睛，不敢回望母親。 閱讀她沒問題，只是速度不快。孩子們成長離家後，每夜九點半，母親工作「收攤」，戴起眼鏡「用功」，讀報紙雜誌，讀中日文書籍。如果我們在，她就會不時提問。如果不在家，她打電話問。她要弄清楚。外出旅行，她也問題不斷，總是跟緊導遊，要把解說一字不漏記清楚。夜晚十一點以後是音樂時間。有兩回，我被音樂聲吵醒，循聲到了臥房，午夜，母親在轟轟然的交響曲裡酣然睡去。有一次，我忙得忘掉去買馬友友的票。母親說：「不要緊，我們去聽戶外轉播。」我們拎著小板凳，在中正紀念堂的廣場坐了三小時。母親聽得很滿意，只是不斷惋惜友友瘦了很多，顯老了。 她喜歡古典音樂。阿姨們曾經取笑母親：戰爭末期，美軍轟炸台灣，鄭家疏散到內山，別人帶著細軟，母親卻背了重沉沉的七十八轉唱片。她熱愛蕭邦的鋼琴曲，但是史特勞斯的華爾茲才是她的第一名。母親說，華爾茲不像貝多芬交響曲那麼有分量，卻都明朗快樂，人生應該如此。 母親沒有自己的事業，但父親的事業和子女的生涯都有她至大的鼓勵與支持。父親和長大的我們各自忙著自己的工作與學業，母親只是一個傾聽我們近況的忠實聽眾，總是默默地以四季不斷的鮮花迎接我們回家。她是整個家庭的磐石與溫暖的動力。 父親是那種「不知道自己的內衣褲放在哪裡」的日式大男人。我們笑說，「都是媽媽慣壞的。」母親答道：「他在外頭工作那麼辛苦！」母親是父親的後盾，全力支持他，也在他失意時安慰，鼓舞他。晚年的父親不時叮嚀我們，要對母親非常非常孝順。「媽媽苦心持家，把孩子教得這麼好，對親戚朋友也盡心盡力。媽媽是一百分的人。」 母親和顏悅色，要言不煩，身教多於言教。我們的庭訓充滿了父親「震耳欲聾」的期許，卻不記得母親希望我們變成什麼樣的人物──除了要我們做一個「有用的人」，「不能成為別人的負擔」。 在許多父母希望兒女到美國拿綠卡的時代，母親送我到松山機場，說：「不喜歡美國就回來！不一定要拿什麼博士學位！」回國後，我不聽苦勸，決定創辦雲門，母親靜靜貨比三家，買來明鏡數片，找工人裝到排練場。然後告訴我，一定要好好照顧團員，她說：「要知道，人家都是伊父母疼愛的寶貝。」 崇民北醫畢業，當完兵，美國學費太高，家裡供不起，最後決定到日本深造。行前惡補了兩個禮拜的日文。母親日以繼夜，在三百頁的日本牙醫國家考試的考古題書上，密密麻麻用平假名全書注音。赴日不久，崇民便以苦讀考古題的本事，考上牙醫執照，開始半工半讀。等他十年學成歸來，母親早已省吃儉用，付了頭期款，買下一幢小公寓，讓他開診所。 母親是個完美主義者。她寫字，一筆一畫，工工整整，住家務求一塵不染。種蘭花，她用做菜剩下的蛋白把每片葉子擦得晶亮。 小學時，我們排班洗碗。崇民慢工出細活，洗碗可以洗一小時。我洗得飛快，母親卻不輕易讓我過關，安安靜靜地讓我洗五六次：「屁股沒洗乾淨，再來一次！」 把每件事做到最好是她對我們耳提面命的要求。這項要求也包括了德性與操守的無瑕。 2000年，我被聘為國策顧問，說好是無給職，總統府卻來電要我開戶頭領薪水。多次溝通，才改為無給職。 我向母親報告這件事。她簡單回應：「你不上班，又沒貢獻，當然不該拿錢。」 我決定逗她一下，便說：「可是我有點後悔。因為那個薪水很多，我可以每個月送你去歐洲玩。」 在讀報紙的母親回過頭來，怒目叱道：「你這個人，怎麼愈老愈沒志氣！」 母親很少如此動氣。八十歲了，母親還這麼有力氣。我雖然挨了罵，卻打心底高興。 母親健康開朗。好體質之外，她辛勤工作，除非病倒，絕不午睡。父親中風進榮總翌日，母親起大早，開始她數年如一日的晨間疾行。每天沿著磺溪走45分鐘，風雨無阻，出國旅行也不中斷。她說，她不要因為生病給孩子們負擔。 有一天早上，她出門走路，沒多久就趕回來，告訴崇民，有人準備砍伐溪旁的一片小樹林。她要崇民立刻打電話給龍應台。母親跟文化局長龍應台是「有交情」的。看到報紙刊登龍局長被議員無理攻擊進而掩面的大照片，母親十分憤慨，要我向她致意。我說，「你自己寫信給她啊。」母親說她中文不好，怕寫得不得體。我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沒想到，過陣子龍應台對我說，她收到了母親鼓勵的信函。在那個緊張的上午，崇民向躺在診療椅上的患者說抱歉，跑去打電話。龍應台正在開會，接到電話，會不開了，衝去救樹。後來，每次走過那個地點，母親都會指著一片樹叢，說那是她和龍應台救的。 對樹，對花，母親有不渝的深情。整地，拔草，照顧花卉樹木，工作到晚上十一點是家常便飯。「工作不告一段落，上床也睡不著，」她說。父親負責澄清湖工作時，極力推動觀光。母親就在林蔭大道的大樹幹種上蝴蝶蘭。清早，黃昏，伴著工友一起仰著頭幹活，噴水，上肥，除蟲，沒叫一聲累。花季來時，上千朵白色蘭花在風中輕顫。那是母親最輝煌的作品。搬到天母小公寓，母親宣布「洗手」退休，不到一個月，卻又約我去買花架，花盆，東山再起。 幾個孩子邁入中年後，母親逐漸放鬆下來，成為我們的好朋友。我們驚訝地發現她天真活潑的本質，發現她原來是好奇，愛玩的人。 到溫哥華，牧民開車帶她玩一整天，才回到家，母親就問明天的節目如何。歐洲旅遊，每到一城，她要我買日文的城市導覽書給她。在佛羅倫斯的旅館，半夜起床，發現母親仍在燈下讀書。看到我，她很高興地說，許多名畫古蹟，當學生時學過的，隔了這麼多年，原來統統還記得。凌晨兩點鐘，母親眼光明亮，開心得像個中學女生。我愕然驚覺半世紀相夫教子，母親的犧牲何其浩大。（上） 心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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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26日 星期二
陳立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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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陸對於進口汽車行業的磨刀霍霍，讓我頗有感觸，不只是對岸，作為新興市場的我們其實早已被歐美日等國際品牌綁架許久，除了食衣住行的經濟生活之外，連帶文化育樂的心靈層面，都受到了他們左右，在這些翱翔天際的鴻鵠之群面前，力求突破的兩岸三地的任何品牌不過是一群燕雀紛飛。燕雀雖好，終究飛不過滄海，這正是整個華人文創產業一直趑趄不前的主因之一。在一個泛全球化的廿一世紀，我們需要保持不同地域族群之文創的活絡與多元，卻也亟需發展一些具有全球性的華人文創去跨海征服世界文明的五感與心志。
所謂文創，本來就是一個「人有、人創、人享」（Of People, By People, For People）的事業，固然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舉世皆同，但在東方與西方各自文化的表述方式上顯然有其差異。當比較東西方人文精神時，一般咸認西方人文精神的主體偏向「人」，因為他們崇尚人道主義（Humanism）與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追求個人的價值實現、權利義務和生命意義；而中華文化裡的人文精神卻是以「仁」為中心，強調待人接物的得宜，也就是「文」的概念，易經有云：「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則吉凶生焉。」因而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側重人事物之間的交錯平衡，以集體思考的角度，發展出一套三綱五常的社會秩序、儒風道骨的哲學系統與天人合一的自然物觀。 中西人文精神的差異，在本質上沒有所謂高下之別，但隨著資本主義逐漸走向偏鋒化，過度延伸個人主義的權利義務，西方將原本人文精神中「文」的部分揚棄，轉換成條列式的法律文章，將夫妻、親子、勞資、國家與人民，都化作為一紙契約，美其名是一種出於自由平等的保護，但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看見他們是在用合法正義的名號，行貪婪掠奪之事實，華爾街、反傾銷、伊拉克、加薩走廊，一則又一則國際頭條，十之八九都是以西方文明的角度，在潛移默化著地球人們關於是非好惡的疆界與決斷。 然而，歐美文明依舊是目前世代的超級贏家，我認為這和他們一直努力不懈地推動其文創軟實力有著極大關連，他們懂得善用其人文精神中「人」的元素，將文創作品包裝成一個個可以打動世界上每一個「人」的普世作品，在全球舞台都成功獲得發聲權；反觀華人文創，一心追趕著西方文創對於「人」的讚頌刻畫，卻似乎忘了鑽研本身人文精神中「文」的進退合度，以至於華人文創在自身文化的掌握與活化上總是顯得力不從心，更罔論創造出一個可以在全球範疇內推己及人的「大眾化」華人文創產品。 只「人」不「文」，無以天下，這是所有華人文創應該共同面對的浩瀚命題，不僅僅是為了飛過滄海，也是為了尋回屬於中華文化、真正以「人」也以「仁」為本的人文精神。 （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創會理事長） 2015-01-23 01:51:29 聯合報 陳立恆很久很久以前，就流行著一句話：「新加坡能，為什麼台灣不能 」此話言猶在耳，轉眼快廿年，直至前陣子聽到一席話，讓我明白為什麼我們不能。友人日前引見我認識一位新加坡的政治人物，退下舞台多年卻還為他的國家盡心。當天，只見一名精神矍鑠的老者笑容可掬地坐在我的面前，一點也感覺不出來已年逾耄耋，他顯然十分清楚我的背景，迎面的第一句話竟是：「我們新加坡能有今天，第一個就應該感謝你們中華民國。」老先生使用的是英語，而我做了幾十年的國際貿易，已經很久沒有聽到有人用如此正式的英文名字稱呼，倍覺新鮮親切。按照老先生說法，如果不是當年台灣率先伸出援手，提供資源與接納訓練星光部隊，新加坡建軍行動不會如此順利。當然，除了中華民國，他們也感謝以色列與汶萊，因為前者提供了坦克車等武裝軍備，而後者則提供了珍貴的石油能源，假使沒有這些馳援，這個以華人為主要群體的東南亞小國，恐怕早在羽翼尚未豐滿之前就被周圍大國給兼併掉了，如此一來，今天世界上也不會出現神話一般的新加坡奇蹟，以及傳說一般的淡馬錫控股。正因如此得來不易，所以新加坡政府一直以風雨憂患的心情，在相對無比安樂的政經情況下，繼續步步為營。也許是因為今年即將迎來新加坡建國五十周年紀念，老先生在言談間充滿了難掩驕傲的思古幽情，他知道我的陶瓷事業，也知道我將瓷器與愛情比喻成兩樣極其相似的東西，因為它們一樣的美好、一樣的脆弱、一樣的需要我們用盡氣力投入，才能照耀出它應有的絢麗光彩。然而，老先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像瓷器的不只愛情，也是國家，他以新加坡為例，從不同的種族裡尋求團結，並從不同的強鄰之間取得平衡，如同融合瓷器中不同性質的原料，再費盡百工水火的心神氣力，才能打造成一件人間難得之作，但倘使一有閃失，即使堅定繁榮如新加坡，亦可能於朝夕之間千崩百裂，屆時再如何拼湊黏補，再也不可能回復初時風采。許多人批評新加坡的專制保守與不通情理，關於這一點，老先生承認不諱，但對於其國家施政的支持分寸不讓，他表示新加坡採取對國內嚴厲，對國際開放的基本路線，而且非常實際主義，他們絕對不會因為民眾輿論，就放棄嚴刑峻法；也不會因為某個團體抗議，就擱置石化工業；更不會因為李光耀討厭賭場，就否決濱海灣酒店，一言蔽之，在任何情況之下，新加坡政府的決議與執行，永遠凌駕於輿論抗衡與小眾利益之上。末了，他直問我，台灣高談自由民主，卻只見民粹的喧譁，不見一個魄力政府的雷厲風行，如此虛有其表的自由民主究竟能走多遠？老先生的炯炯目光裡，分明閃爍著他對舊日盟友的恨鐵不成鋼。誠然，台灣不是不能，而是過去廿年來，台灣人的心神氣力，都被少數投機政客與利益團體，假自由民主之名，浪費在挑撥國家認同、虛耗公私資源以及犧牲國家發展之上，所以，面對老先生的直率，我發現，什麼樣的公民造就什麼樣的國家。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先反求諸己，成為一群愛國家、明是非、講廉能的公民，那「新加坡能，為什麼台灣不能」，將永遠是一個問號。（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創會理事長） |
2014年8月20日 星期三
王鼎鈞顏崑陽
旅居紐約的作家王鼎鈞自1963年出版首作以來，數十年筆耕不輟，今年再以百歲之齡出版自選集「江河旋律」，分為美文、變體、雜文三類選輯；王鼎鈞接受世界日報專訪時稱，寫作「使你上癮，使你成癖，使你貪得無厭，你把心一橫：我就這樣了此一生罷！如此這般，做成一個貫徹始終的作家。」王鼎鈞3月10日接受世界日報專訪，暢談創作生涯與顛沛人生時如此形容作家：「像畫家或電影導演，將方塊字連成大地山河；作家也像音樂家，排列聲音。」
他說，作家使字音彰顯字義，字義強化字音，兩者相得益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內心自有一種秘密的甘甜，「甜到心裡，甜到夢裡，你樂不思蜀，樂此不疲，這才做成了一個作家。」王鼎鈞出版著作40餘種，前有反映人性與洞見的「人生三書」，熔鑄畢生記憶、顯一代中國人因果糾結與生死流轉的「回憶四書」；近有親自選編，由爾雅出版社出版的繁體版「江河旋律」；在新冠疫情期間及之後，他也以電腦代筆，孜孜不倦，與後輩程奇逢「輪流發球」，合著「四手聯彈」，針對同一主題各抒己見，顯示世事、人情與利害的不同面與質地。
年少王鼎鈞棄學從軍，曾經歷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在1949年到台灣後，也曾目睹白色恐怖年代下那「險峻」的文學江湖。1978年他來到美國紐約，前後歷經17年，在天涯彼岸大跨度調動時空，幾經修訂下完成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回憶四書」，「把痛苦的記憶寫得不痛苦，也不把痛苦再轉嫁給讀者。」這四部作品既是個人生命史，也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我這一生混到三個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王鼎鈞受訪論及家國時說，人生在世不能沒有國家，但最好只有一個國家，「國家多了，可能是一種折磨。我的問題是有三個國，沒有家，四海漂流，處處非家處處家。」「中國生我，台灣養我，美國用我。」王鼎鈞說，「故鄉是我的初戀，刻骨銘心；紐約是我的婚姻，侯門一入深似海。」
王鼎鈞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作家張大春也為他冠以「文心」二字，但結論指國家辜負了「鼎公」。
然而，王鼎鈞在世界日報的訪談中說，他這一代人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戰爭反淘汰時，萬劫歸來，倘若加減乘除，國家並不欠他什麼，他是「去臣無怨詞，憂讒畏譏」。
1952年，王鼎鈞在台北進入中國廣播公司擔任編撰，「正式賣文為生」；到60年代後期及70年代初期，他決心以文學立命，設法使職業與文學脫鉤，不再把文學當做使用工具的技能，回歸純粹的文學創作。王鼎鈞在訪談中也坦言，早期以寫作謀生，按字計酬，寫了難以計數的雜文，這些針砭時弊的雜文腔調雖博得滿堂采聲，但關心文學的他卻認為，這也「造了許多口業，深感懺悔」。
「我把作家分成三大類，有一黨的作家，有一國的作家，有人類的作家。」王鼎鈞總結，「作家可以黨同伐異，各為其主。作家也可以站在全國人的立場上表現人生、批判人生，超越黨派，超越地域，超越階級，當然超越自己的利害禍福。更上層樓是人類的作家，居高臨下，悲天憫人。」
有論者稱，作家過了中年的巔峰時期便開始衰敗，但王鼎鈞顯然是例外，步入熟年，他創作的「左心房漩渦」等作品是發力之作，而到古稀之年，更進入了文學創作的「衝刺階段」。在超越與昇華了文本乃至生命經歷中的痛苦以後，王鼎鈞似乎沒有作家所面臨的「痛苦的瓶頸期」。
王鼎鈞告訴讀者，文字與文學為他持續帶來秘密的「甘甜」，「『甘』是美感，『甜』是快感，每個字是一個精靈，一道符咒，排列組合的變化無窮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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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傳說有某種已遺忘自己是「人」的學者，為了堆疊研究業績的論文篇數與名牌期刊的標籤而偽造同僚審查；甚至如同噩夢一般，教育部長竟然也被牽連在內……
賽凡，你站在一條椰林大道旁，凝視著往來如蟻的人群，卻說你看不到「人」！ 你站在教室的講台上，望著頭髮如綠洲草原，臉色卻像大漠平沙的學生們。賽凡，你也說看不到「人」！ 賽凡，你坐在研究室的電腦前，為了應付不久就要面臨的評鑑，正焦急地趕寫一篇論文，彷彿電子產品生產線上的工人。你吁了一口氣，疲憊地走到洗手間，冷水沖臉，從鏡中注視著自己恍似霧霾遮蔽朝陽的臉色，卻說看不到「人」！走回研究室，穿過一條灰柱紅欄的長廊，碰到幾個腳步顛浮的同事，淡漠地彼此揮了揮手，擦身而過。賽凡，你還是說看不到「人」！ 那麼，你心眼中真正的「人」是個什麼樣子？千千萬萬有頭有臉有手有腳能呼吸會吃飯像老鼠繁殖似烏鴉聒噪如虎狼爭奪的「人」，都到哪裡去了呢？ 或許，你真的體會到，我十二年前在《聯合副刊》寫了〈哀大學〉，悲涼地宣告：在高樓大廈堆疊的大學中，「人」已經消失了，或者被物化了，被工具化了；隔年，我又在《台灣社會研究》寫了〈再哀大學〉，沉痛地宣告：在只重視論文發表篇數，只重視什麼SCI、SSCI……「I」（哀）而又「I」（哀）的期刊，只重視大學評鑑排名，只重視學生成績數字的大學中，人徹底被數字化、被標籤化了。我們只是一堆被數字紋身的積木，當作教育管理階層堆疊業績、製造名牌標籤的工具罷了！至於教育的核心──「人」的存在價值如何自我實現？不但已被業績第一、標籤至上的教育管理者丟棄了，甚至每個人連自己也把自己遺忘了。 賽凡，在這樣的大學中，難怪你看不到「人」；連自己是不是「人」，也不能肯定！而在我〈哀大學〉、〈再哀大學〉十幾年後，大學所有可哀的現象，不但沒有絲毫的療癒，甚至已成沉痾！因此，我雖知不可為，卻還是難忍「三哀」之情。 最近，傳說有某種已遺忘自己是「人」的學者，為了堆疊研究業績的論文篇數與名牌期刊的標籤而偽造同僚審查；甚至如同噩夢一般，教育部長竟然也被牽連在內。這樣的惡果絕不會只此一樁，它已是一串癌症腫瘤，盤據在某些以生產知識換取利益者的心靈深處，到了末期就會爆裂開來！其實早在我〈哀大學〉之前，遠識者都已洞察今日之因，必造他日之果；既高舉名牌標籤，便會有人造假。就只有那些被「形式化」業績蒙住心眼的教育管理者，看不到深層人性的腐爛都由唯利是圖、捨本逐末的政策開始。什麼事業都可以隨經營者唯利是圖、捨本逐末，甚至自取覆亡，卻只有「教育」不可以！因為一國之民的人性人心都從這個土質水源培養出來。 隱埋在深處的癌症腫瘤，總要等到它爆裂開來，血水漫流，人們才會驚恐地尋求救治。學者們躲在象牙塔裡製造偽審，政客與商賈們彼此掛勾，橫行在象牙塔外，唯利是圖，危害環境，以致全民飽受黑心食品的毒害，而高雄市無辜的百姓一夜驚爆，家破人亡。這種種弊端或災禍，不管是象牙塔內外，其實都在同一條惡質教育的因果長鏈中，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難道那些在弊端或災禍中，被批為冷血、腦殘、失格，甚至貪婪無厭的高官巨賈，不是大學所製造出來的劣質產品嗎？我們怎能沒有責任！ 近些日子，坐在電視機前，悲憤地看著高雄丙烯氣爆之後，滿目瘡痍，沿街哀泣的場景，又讓我想起一個宛如沉痾的問題：為什麼總是必須等到出了人命，才能揭露久被埋葬的道德屍骨。難道血祭，果然是召喚神靈，開啟真理的唯一方式嗎？難道我們的大學教育，真的不能在這些人走進社會，製造弊端或災禍之前，就替他們打好預防針嗎？ 賽凡，你知道嗎？在一個道德已被視若廚餘的世界中，所有存在者，從上帝到小螞蟻，從總統到街友，都可能是受害者，沒有誰能有權利豁免──這應該是不能被取消的真理；然而，我們的大學教育卻早就將它當作缺乏「經濟效益」的廚餘給廢棄了。 我忽然想起，在我們的校園中，有一個經常踽踽獨行的「人」，赤裸著上身，襤褸著短褲，汙垢著臉容，散亂著長髮，沉默有如大理石的雕像；他，唯一在這道德已如廚餘的世界之外，孤單，卻不煩憂。 然而，我們都不是他。因此，「悲哀」就成為清醒的人一種沒有藥物緩解的病症。三哀大學，究竟會有多少「人」與我同哀？至少有你，賽凡！ ● 教育以「人」為核心。然而，最近剛走了一個只懂得材料與機具的部長，卻來了一個只懂得數字，而精於算帳的部長。他們真的懂得「人」嗎？在大學中，消失已久的「人」，什麼時候能夠再度出現？ 人，能用「數字」去管理的，大概只有年齡、身高、體重與存款。心靈，比奈米還要微細，比氣象還難以測準，究竟怎麼以「數字」去管理！人，不是被擺在實驗室中，沒有感覺、沒有思想的材料或機具，如何依照設定好的實驗程序去證明必然的因果規律？但是，幾乎對人心漠然無感，闇昧無知的管理者，都會迷信「實證操作」、「數字管理」的效用！而活生生的「人」就這樣消失了。 賽凡，你應該已經切身的體驗到，把「人」只當作實驗室的材料或機具，把「人」只當作可量化而計算的一串數字；這就是我們當初所認為可以「安身立命」的大學。誰也想不到，站在大學講台上，坐在研究室裡，教授竟然已變種為「知識經濟」生產線上的工人，或是「學術賣場」中的櫃台員；所生產、販賣的商品價值多少？那就看你兌換成貨幣時，究竟是幾位數字！ 曾經，遠識者說過：「欲亡人之國，必先毀其教育！」台灣二十幾年來，大學教育逐漸淪落為掏空本質，走向形式化的數字管理，迷信標籤，而惡質競爭，搶奪資源，追逐排名。結果如何？川流在校園高樓大廈中的「教者」，他們所關懷的價值已只剩下一張如同中、小學生的「成績單」，可以用一串數字計算教學、研究、服務成果，而決定是否能拿到下一張聘書。至於「受教者」，可就有「骨氣」多了，讀書不如打工，打工不如玩樂；成績「死當」算什麼！也不過是一個阿拉伯數字而已。重修，我爸媽會出錢！ 這樣的大學教育，何以致之？賽凡，你說了一個黑色笑話：假如不是已經走離「保密防諜」的白色恐怖時代，真會讓人懷疑，高層的教育機構中，可能藏匿著握有主導力的「匪諜」，才會制定這樣掏空教育本質、躁亂人心的政策！這當然是說笑。不過，賽凡，我能體會到，你在說笑中，隱含著一份對「時命」的蒼涼感。 賽凡，其實你也不必太悲哀！讀書為了工作，工作為了賺錢，賺錢為了吃飯，甚至奢侈享受，炫耀財富，購買權力。這已經是21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普世信奉的價值觀了。你真的還有那種知識分子不可藥醫的「理想症候群」嗎？別傻了，你該驚覺到，許多年來，大學不斷被一些盲目的教育高官浮濫增設；今年大學指考的錄取率已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當接近百分之百的學子們，都可以彷彿購買地攤三百元一件的T恤那樣，輕易地訂製四年後那一頂方帽子，大學就已經貶值為如同街角7-11的超商了。大學教授也不過就是那些機械式地喊著「歡迎光臨」的店員，只要這家商店不倒閉，按月能領到薪水，就該歡笑了。 心死，可能是停止悲哀最有效的方法；但這會不會是悲哀已潛入心靈最幽暗的底層，轉變成一種「冷感」的絕症；當多數的知識分子都患了這種「冷感」絕症，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然而，不管如何，賽凡呀！你既然繼續站在大學的講台上，我還是要鼓舞你幾分熱情：我們就假裝吹著口哨，歡悅地工作下去，慢慢等待大學消失已久的「人」，再度出現，這是我們所能抱持的唯一希望；即使它與簽中「威力彩」同樣渺茫，我們卻還是應該每一期都帶著希望去購買。希望，是一種自體生成、供應的「維生素」，它是我們還能繼續等待「明天」的主要養分。 ● 「教育是良心的事業」 ， 這是一句同樣被當作廚餘丟棄的老話；但它永遠是真理。在大學的講台上、研究室中，根本不應該有「管理」二字。因為，一個教育者的「良心」無法被一套形式化的規制做有效的管理；其勢所迫，必至於虛偽作假；而虛偽作假，卻是腐蝕教育本質的毒素。然而，當管理者放不下權力慾望時，教育便完全淪為形式化管理的技術操控了。 賽凡，你能同意我的想法嗎？在教育的場域中，即使非要有什麼「管理」不可；最好的管理者，也只有一種無法用「數字」標示的質化評量表：「大多數的受管理者都衷心願意向管理者靠攏、凝聚、認同，就是最好的管理」。幾十年來，我經歷過好幾個大學，所體驗到的是，管理的形式化規制是一張隔絕人心的網絡，網絡愈是繁密，人心離開管理者就愈疏遠，而凝聚力、認同感也在無形中不斷消散。最終贏得的是業績的帳面數字，虧空的卻是凝聚、認同的人心與旺盛的動能。賽凡，幾天前，你說了一個資深教授的故事，讓我難過了好些天。你的學校裡，一個學術卓有成就的教授，已是髮蒼蒼而視茫茫；卻為了下一張聘書，竟然必須在孤燈下，像個小學生，逐項填寫著兩年一次的業績評鑑表格，繁密如網，瑣碎如豆，二分三分錙銖計較，否則聘書可能就拿不到了。 這時，他遙想著一個神話，幾十年前，某大學的某校長，讓祕書陪同，捧著一疊聘書，走到宿舍區，逐家挨戶拜訪，聘書親手奉上，同時感謝教授們，辛苦地教導那些好不容易能就讀大學的青年。如今，這真的是一個已不可能在大學中出現的神話了嗎？那位資深教授擲筆而起，隨又想到另一個遙遠的神話：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高聲吟詠：「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乃決然掛冠而去。這也是一個不可能在大學中出現的神話，他想到自己就連半畝將要荒蕪的田園都沒有，只好頹然坐了回去，沉重地拿起筆來。 這已經是每個人都被「資本化」而做為生產工具的時代，大學校長也同樣是被當作或自甘當作「生產工具」的廠長而已。「人」，真的已徹底在大學中消失了。理想，只有神話中才存在。這樣想，他也就淡然地填完那份評鑑表格；但是，他的「心」卻已經離開了。 賽凡，你還說了另外一個關於大學生的故事。你經常搭乘學校內的接駁公車，好幾次看到學生們搶先占據了所有座位，就連博愛座都不留。一個頭髮銀白的女教授，背著沉甸甸的袋子，可能裝貯的是上課的教材。她比較晚上車，那些舒適地坐在位子上的學生，卻都看不見這個站在面前的老教授，彷彿她是隱形人。這就是我們大學「工廠」裡，將要行銷到社會上去的產品嗎？其中，或許會有一些未來的高官巨賈；而我們真的都沒有責任嗎？ 賽凡，這是眼前的大學圖像。我已年老，看不到更遙遠的將來，這幅圖像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你還算年輕，一定要有信心等待「人」再度成為大學教育的核心。 首先，你必須把自己當「人」看待，不用將「數字」當作難以解除的魔咒。那只是管理者在形式上，用來滿足自己業績優異，而自欺欺人的符號罷了；你只要每隔兩年，就像那個資深教授淡然地填完評鑑表格；然後，行所當行，言所當言。在教室的講台上，在研究室的書堆中，你就是自己世界中的「王」，沒有誰能將你當作「非人」的「工具」去操控。接著，當然也要把學生當「人」看待。站在講台上，你絕對有權力不拿「數字」替他們紋身；而帶領他們回到每個人生命存在的自身，告訴他們：你就是你自己，存在價值由你自己去定義，沒有誰能在大賣場中，把你當作劣質的貨品賤賣！ 當世界已經傾斜，我們也沒有力氣將它扶正；那麼在悲哀之後，唯一能做的就只有自己站好姿勢。賽凡，我相信你的姿勢已站成擎天的柱子，可以慢慢等待著消失已久的「人」，在未來的大學中出現。理想，不見得只在神話中存在！ |
2014年8月4日 星期一
文學相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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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著自己蛻掉的殼，再一口一口地吃掉年輕時生猛而俗豔的自己我記不清模樣，或許經年累月的寫作，連內心的蕊都被置換過了……
▎陳雪
我們從知道彼此作品跟名字，到袁哲生的葬禮後開始熟悉起來，也快十年了，從大家都三十幾歲，一個一個進入四十，連年紀最小的我，今年也過了44歲生日，我剛要進入四十前的兩年，還來不及感受衰老，就已經感到「死亡的威脅」，大抵是那時生了怪病，整個人瀕臨瘋狂。 從那病後逃生卻又好像柳暗花明，進入人生另一種風光，好像是忙忙碌碌終於把自己從鬼門關前救回來，才突然能喘口氣停下來看看，唉呀，身上長了好些所謂老人斑的斑點，身體養好了，卻也明顯地發胖、遲緩，以前總也吃不胖的體質，現在明顯少吃了，腰臀還是累積了一層，真的像穿了過大的外套跟棉布褲子，美髮院的洗頭小妹會喊我阿姨……即使不想承認，但在電影院沒辦法坐太前面的位置，「視力調節不好」，我總這麼描述，就是「老花眼」了。 我們真是早衰的一代啊！ 三個月前我開始減重健身，被我列入每天工作項目排下寫長篇以下第二位，我每日寫小說一千字，運動一小時，除非健身房休息，我周一到周六天天報到。 每天下午四點半我定時走進女子健身中心，十來個人繞成圈每人一台機器，十七台健身機，十六個踏板，有的舉手臂，有人抬腿，有人拉腰，有人扭背。每個運動中的女人，會各自創造或互相模仿出一些動作，最招牌的，拘謹如我這類的初學者，會甩動雙手，原地踏步，有些人則是做小跑步狀，也有人扭腰擺臀，彷彿電音熱舞、也有人自創上身不動只動臀部的「晃臀操」，我想年輕時的我一定忍受不了這些，光是這種集體式的「帶動作」就會令二十歲的我翻白眼逃走；或我年輕時的「人群恐懼症」，對於集體行為感到壓迫，更別提每次進入健身中心會員卡刷螢幕讀卡機時，櫃台的教練們會突然異口同聲喊著：「某某，你好！」若是以往的害羞、拘謹、彆扭，或只是純粹沒有社交能力，我必然通不過這每次必須的招呼以及問候，當然也通不過每個月定期的量身，面談，或只要一陣子定時運動就會突然熟稔起來的某人親暱的問候。 相較於肉體的衰老、腫胖、鬆弛，我似乎更願意忍受這些俗庸的儀式。但這種對於衰老的恐懼，可能就是衰老的徵候吧。（苦笑） 對於自己將如何老，將以何種方式逐漸走向衰退，我還無法坦然接受，也納悶不知如何，甚至想要逆勢而為的願力，但我始終多疑地想著，這些恐懼，最根本的，可能是害怕自己心智與才能的倒退，來不及成為更好的小說家，就老去了。 寫長篇小說完全是體力與心智的大戰，我這幾年忙碌起來特別感受深刻，健身之前，因為每天久坐，下半身變得浮腫，老是肩頸痠痛，工作到下午就沒電了，每天可以集中注意力寫長篇的時間只剩下兩三個小時，運動三個月之後，我才終於可以勉強回到每天寫小說，還能讀書，做其他雜事，夜裡也不感到疲倦。 最重要的是，我又能穿上年輕時的衣裙了，真奇怪，起初我非常開心，照鏡子時感覺自己彷彿又回到三十歲，然而那些被塵封起來的迷你裙，背心，露肩小洋裝，只給了我暫時的喜悅，我是在這些衣服裡，真正看見自己年華老去，那些都是過時的衣物，年輕時生猛而俗豔的自己我記不清模樣，或許經年累月的寫作，連內心的蕊都被置換過了。 如此抗拒著、意識到衰老，刻意地復返青春，想必，我真正活到中年了，真正開始與「衰老」交搏了。我就像捧著自己蛻掉的殼，再一口一口地吃掉，我期望自己可以捧起這份還會再更淡遠退去的肉身與靈魂的老化，把自己吃掉，在小說裡重生。 陳雪，1970年生於台灣台中，1993年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1995年出版第一本小說《惡女書》，著有短篇小說集《惡女書》《蝴蝶》、《鬼手》、《她睡著時他最愛她》；長篇小說《惡魔的女兒》、《愛情酒店》、《橋上的孩子》、《陳春天》、《無人知曉的我》、《附魔者》、《迷宮中的戀人》。現專事寫作。 ───────────────────────────────── 病態…是常態 最近衰老在清算…… 每個肉身局部都「整組壞了了」地不甘心…… ▎顏忠賢
衰老的時間感和時差……或許雪和我不太一樣，但是卻仍有某種雷同的胃食道逆流式的恐慌感，邊吃邊吐、邊衰老邊青春地矛盾著…… 我老覺得寫《寶島大旅社》這幾年大概把因此更尖銳地被侵蝕的我的血……全部抽光又再用幫浦打回來般地動過手腳，但卻也只是動過極端低科技的貧窮手術般冒險換過了壞血，或挖空了腐敗的內臟但是腦袋仍然更費解地出了狀況……可能是反諷地自以為變金剛狼其實是變無臉男那麼慘烈而可笑，沒有肉體所以沒有傷害而太天真了地操壞自己本來年輕時還沒太糟的身體，自以為是不會衰老的霍爾反而變成是那移動城堡裡一夕衰竭變老的少女……最近老在每個會引發舊傷疼痛的忐忑不安中，都會老想起來……長年被長篇小說附魔的我始終沒有放過自己。 因此，對這種一生起乩到不知如何退駕的老靈童的我而言，衰老老是太弔詭地冒然現身……不是慢慢來的而是突然間發生，就好像隱喻「一夜白了頭」的那種驚嚇。 一如碰撞的疾速失控的降落下煙霧彌漫中的教忠教孝的皮影老戲的剪影搬演的最後一定會火燒收場，一如太虛幻迂遠的一部部花大錢拯救鬼神災難拯救世界末日卻拍得難看到難以置信的暑假大爛片看完的空虛感。 小說外的我的時間感始終錯亂或是時差始終沒有調回來。或許錯亂一直在，只是過去一直沒留神……一如一個死過人的老房子所留下來無解咒怨的一再重來。衰老往往使我發現這種我所不想面對的肉身極端沉重而困難重重……但是，我也沒有什麼話說，不是責怪也不是原諒，就是突然意識到自己即使在乎也沒力氣在乎了，一如感覺到某種窗外遠方天空烏雲密布的無法理解的暗示，然而滂沱大雨始終沒下，氣溫始終沒降，燥熱始終繼續焚燒……如今我就假裝平靜而同情地看著自己衰老的混亂到底引發了什麼，使得更混亂的我變得不免更為什麼虛無…… 最近衰老在清算……每個肉身局部都「整組壞了了」地不甘心，怎麼調音都已然不對的老鋼琴鍵走音般……壞了多年的自己腦袋裡裡外外的太多地方，始終發疼的腰椎肩背膏肓膝窩的種種痛楚、慢性胃炎腸炎支氣管炎種種發炎、膽囊胰臟腎臟膀胱種種臟器結石、或是脖頸胸腔脅下種種弧形肌理尾端更多出現的不明硬塊……最近有點擔心的痛法和不可能再恢復的狀態……已然不太對勁到要接受「病不會好了」的病態……是常態。 也更因此想起我最害怕但是也冥冥中邁入的衰老也只能是一如憂容童子或溶解中霍爾的無限無解的憂愁，或一如阿基拉的那種為了恐怖實驗而一生全毀只剩下號碼的未長大就衰老的老超能力兒童們許身的無限無奈的恐慌…… 或許，因為雷同逼近的衰老感，致使病態變成常態的我還是太失控地忙忙碌碌到疲憊不堪而不自覺，甚至還下注下更大……一如那些盲眼先長老古義人老法官那般地無奈又無情地……已然開始下手下一部寫「鄭和下西洋」那長篇小說中找尋史上最受詛咒最龐然艦隊司令變成海賊王般古怪妖幻災難現場……那種冥冥中的找死。 顏忠賢，藝術家，小說家。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前系主任、現專任副教授。美國紐約MOMA/PS1 駐館藝術家，台北駐耶路撒冷、加拿大交換藝術家，台北文學獎「文學年金」創作獎，亞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說獎，藝術、設計作品曾赴多國參加展覽，出版《寶島大旅社》、《殘念》、《老天使俱樂部》、《軟建築》等書。
第四人語──與黎紫書對談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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