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作家使字音彰顯字義，字義強化字音，兩者相得益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內心自有一種秘密的甘甜，「甜到心裡，甜到夢裡，你樂不思蜀，樂此不疲，這才做成了一個作家。」王鼎鈞出版著作40餘種，前有反映人性與洞見的「人生三書」，熔鑄畢生記憶、顯一代中國人因果糾結與生死流轉的「回憶四書」；近有親自選編，由爾雅出版社出版的繁體版「江河旋律」；在新冠疫情期間及之後，他也以電腦代筆，孜孜不倦，與後輩程奇逢「輪流發球」，合著「四手聯彈」，針對同一主題各抒己見，顯示世事、人情與利害的不同面與質地。
年少王鼎鈞棄學從軍，曾經歷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在1949年到台灣後，也曾目睹白色恐怖年代下那「險峻」的文學江湖。1978年他來到美國紐約，前後歷經17年，在天涯彼岸大跨度調動時空，幾經修訂下完成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回憶四書」，「把痛苦的記憶寫得不痛苦，也不把痛苦再轉嫁給讀者。」這四部作品既是個人生命史，也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我這一生混到三個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王鼎鈞受訪論及家國時說，人生在世不能沒有國家，但最好只有一個國家，「國家多了，可能是一種折磨。我的問題是有三個國，沒有家，四海漂流，處處非家處處家。」「中國生我，台灣養我，美國用我。」王鼎鈞說，「故鄉是我的初戀，刻骨銘心；紐約是我的婚姻，侯門一入深似海。」
王鼎鈞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作家張大春也為他冠以「文心」二字，但結論指國家辜負了「鼎公」。
然而，王鼎鈞在世界日報的訪談中說，他這一代人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戰爭反淘汰時，萬劫歸來，倘若加減乘除，國家並不欠他什麼，他是「去臣無怨詞，憂讒畏譏」。
1952年，王鼎鈞在台北進入中國廣播公司擔任編撰，「正式賣文為生」；到60年代後期及70年代初期，他決心以文學立命，設法使職業與文學脫鉤，不再把文學當做使用工具的技能，回歸純粹的文學創作。王鼎鈞在訪談中也坦言，早期以寫作謀生，按字計酬，寫了難以計數的雜文，這些針砭時弊的雜文腔調雖博得滿堂采聲，但關心文學的他卻認為，這也「造了許多口業，深感懺悔」。
「我把作家分成三大類，有一黨的作家，有一國的作家，有人類的作家。」王鼎鈞總結，「作家可以黨同伐異，各為其主。作家也可以站在全國人的立場上表現人生、批判人生，超越黨派，超越地域，超越階級，當然超越自己的利害禍福。更上層樓是人類的作家，居高臨下，悲天憫人。」
有論者稱，作家過了中年的巔峰時期便開始衰敗，但王鼎鈞顯然是例外，步入熟年，他創作的「左心房漩渦」等作品是發力之作，而到古稀之年，更進入了文學創作的「衝刺階段」。在超越與昇華了文本乃至生命經歷中的痛苦以後，王鼎鈞似乎沒有作家所面臨的「痛苦的瓶頸期」。
王鼎鈞告訴讀者，文字與文學為他持續帶來秘密的「甘甜」，「『甘』是美感，『甜』是快感，每個字是一個精靈，一道符咒，排列組合的變化無窮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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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傳說有某種已遺忘自己是「人」的學者，為了堆疊研究業績的論文篇數與名牌期刊的標籤而偽造同僚審查；甚至如同噩夢一般，教育部長竟然也被牽連在內……
賽凡，你站在一條椰林大道旁，凝視著往來如蟻的人群，卻說你看不到「人」！ 你站在教室的講台上，望著頭髮如綠洲草原，臉色卻像大漠平沙的學生們。賽凡，你也說看不到「人」！ 賽凡，你坐在研究室的電腦前，為了應付不久就要面臨的評鑑，正焦急地趕寫一篇論文，彷彿電子產品生產線上的工人。你吁了一口氣，疲憊地走到洗手間，冷水沖臉，從鏡中注視著自己恍似霧霾遮蔽朝陽的臉色，卻說看不到「人」！走回研究室，穿過一條灰柱紅欄的長廊，碰到幾個腳步顛浮的同事，淡漠地彼此揮了揮手，擦身而過。賽凡，你還是說看不到「人」！ 那麼，你心眼中真正的「人」是個什麼樣子？千千萬萬有頭有臉有手有腳能呼吸會吃飯像老鼠繁殖似烏鴉聒噪如虎狼爭奪的「人」，都到哪裡去了呢？ 或許，你真的體會到，我十二年前在《聯合副刊》寫了〈哀大學〉，悲涼地宣告：在高樓大廈堆疊的大學中，「人」已經消失了，或者被物化了，被工具化了；隔年，我又在《台灣社會研究》寫了〈再哀大學〉，沉痛地宣告：在只重視論文發表篇數，只重視什麼SCI、SSCI……「I」（哀）而又「I」（哀）的期刊，只重視大學評鑑排名，只重視學生成績數字的大學中，人徹底被數字化、被標籤化了。我們只是一堆被數字紋身的積木，當作教育管理階層堆疊業績、製造名牌標籤的工具罷了！至於教育的核心──「人」的存在價值如何自我實現？不但已被業績第一、標籤至上的教育管理者丟棄了，甚至每個人連自己也把自己遺忘了。 賽凡，在這樣的大學中，難怪你看不到「人」；連自己是不是「人」，也不能肯定！而在我〈哀大學〉、〈再哀大學〉十幾年後，大學所有可哀的現象，不但沒有絲毫的療癒，甚至已成沉痾！因此，我雖知不可為，卻還是難忍「三哀」之情。 最近，傳說有某種已遺忘自己是「人」的學者，為了堆疊研究業績的論文篇數與名牌期刊的標籤而偽造同僚審查；甚至如同噩夢一般，教育部長竟然也被牽連在內。這樣的惡果絕不會只此一樁，它已是一串癌症腫瘤，盤據在某些以生產知識換取利益者的心靈深處，到了末期就會爆裂開來！其實早在我〈哀大學〉之前，遠識者都已洞察今日之因，必造他日之果；既高舉名牌標籤，便會有人造假。就只有那些被「形式化」業績蒙住心眼的教育管理者，看不到深層人性的腐爛都由唯利是圖、捨本逐末的政策開始。什麼事業都可以隨經營者唯利是圖、捨本逐末，甚至自取覆亡，卻只有「教育」不可以！因為一國之民的人性人心都從這個土質水源培養出來。 隱埋在深處的癌症腫瘤，總要等到它爆裂開來，血水漫流，人們才會驚恐地尋求救治。學者們躲在象牙塔裡製造偽審，政客與商賈們彼此掛勾，橫行在象牙塔外，唯利是圖，危害環境，以致全民飽受黑心食品的毒害，而高雄市無辜的百姓一夜驚爆，家破人亡。這種種弊端或災禍，不管是象牙塔內外，其實都在同一條惡質教育的因果長鏈中，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難道那些在弊端或災禍中，被批為冷血、腦殘、失格，甚至貪婪無厭的高官巨賈，不是大學所製造出來的劣質產品嗎？我們怎能沒有責任！ 近些日子，坐在電視機前，悲憤地看著高雄丙烯氣爆之後，滿目瘡痍，沿街哀泣的場景，又讓我想起一個宛如沉痾的問題：為什麼總是必須等到出了人命，才能揭露久被埋葬的道德屍骨。難道血祭，果然是召喚神靈，開啟真理的唯一方式嗎？難道我們的大學教育，真的不能在這些人走進社會，製造弊端或災禍之前，就替他們打好預防針嗎？ 賽凡，你知道嗎？在一個道德已被視若廚餘的世界中，所有存在者，從上帝到小螞蟻，從總統到街友，都可能是受害者，沒有誰能有權利豁免──這應該是不能被取消的真理；然而，我們的大學教育卻早就將它當作缺乏「經濟效益」的廚餘給廢棄了。 我忽然想起，在我們的校園中，有一個經常踽踽獨行的「人」，赤裸著上身，襤褸著短褲，汙垢著臉容，散亂著長髮，沉默有如大理石的雕像；他，唯一在這道德已如廚餘的世界之外，孤單，卻不煩憂。 然而，我們都不是他。因此，「悲哀」就成為清醒的人一種沒有藥物緩解的病症。三哀大學，究竟會有多少「人」與我同哀？至少有你，賽凡！ ● 教育以「人」為核心。然而，最近剛走了一個只懂得材料與機具的部長，卻來了一個只懂得數字，而精於算帳的部長。他們真的懂得「人」嗎？在大學中，消失已久的「人」，什麼時候能夠再度出現？ 人，能用「數字」去管理的，大概只有年齡、身高、體重與存款。心靈，比奈米還要微細，比氣象還難以測準，究竟怎麼以「數字」去管理！人，不是被擺在實驗室中，沒有感覺、沒有思想的材料或機具，如何依照設定好的實驗程序去證明必然的因果規律？但是，幾乎對人心漠然無感，闇昧無知的管理者，都會迷信「實證操作」、「數字管理」的效用！而活生生的「人」就這樣消失了。 賽凡，你應該已經切身的體驗到，把「人」只當作實驗室的材料或機具，把「人」只當作可量化而計算的一串數字；這就是我們當初所認為可以「安身立命」的大學。誰也想不到，站在大學講台上，坐在研究室裡，教授竟然已變種為「知識經濟」生產線上的工人，或是「學術賣場」中的櫃台員；所生產、販賣的商品價值多少？那就看你兌換成貨幣時，究竟是幾位數字！ 曾經，遠識者說過：「欲亡人之國，必先毀其教育！」台灣二十幾年來，大學教育逐漸淪落為掏空本質，走向形式化的數字管理，迷信標籤，而惡質競爭，搶奪資源，追逐排名。結果如何？川流在校園高樓大廈中的「教者」，他們所關懷的價值已只剩下一張如同中、小學生的「成績單」，可以用一串數字計算教學、研究、服務成果，而決定是否能拿到下一張聘書。至於「受教者」，可就有「骨氣」多了，讀書不如打工，打工不如玩樂；成績「死當」算什麼！也不過是一個阿拉伯數字而已。重修，我爸媽會出錢！ 這樣的大學教育，何以致之？賽凡，你說了一個黑色笑話：假如不是已經走離「保密防諜」的白色恐怖時代，真會讓人懷疑，高層的教育機構中，可能藏匿著握有主導力的「匪諜」，才會制定這樣掏空教育本質、躁亂人心的政策！這當然是說笑。不過，賽凡，我能體會到，你在說笑中，隱含著一份對「時命」的蒼涼感。 賽凡，其實你也不必太悲哀！讀書為了工作，工作為了賺錢，賺錢為了吃飯，甚至奢侈享受，炫耀財富，購買權力。這已經是21世紀，資本主義社會普世信奉的價值觀了。你真的還有那種知識分子不可藥醫的「理想症候群」嗎？別傻了，你該驚覺到，許多年來，大學不斷被一些盲目的教育高官浮濫增設；今年大學指考的錄取率已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當接近百分之百的學子們，都可以彷彿購買地攤三百元一件的T恤那樣，輕易地訂製四年後那一頂方帽子，大學就已經貶值為如同街角7-11的超商了。大學教授也不過就是那些機械式地喊著「歡迎光臨」的店員，只要這家商店不倒閉，按月能領到薪水，就該歡笑了。 心死，可能是停止悲哀最有效的方法；但這會不會是悲哀已潛入心靈最幽暗的底層，轉變成一種「冷感」的絕症；當多數的知識分子都患了這種「冷感」絕症，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 然而，不管如何，賽凡呀！你既然繼續站在大學的講台上，我還是要鼓舞你幾分熱情：我們就假裝吹著口哨，歡悅地工作下去，慢慢等待大學消失已久的「人」，再度出現，這是我們所能抱持的唯一希望；即使它與簽中「威力彩」同樣渺茫，我們卻還是應該每一期都帶著希望去購買。希望，是一種自體生成、供應的「維生素」，它是我們還能繼續等待「明天」的主要養分。 ● 「教育是良心的事業」 ， 這是一句同樣被當作廚餘丟棄的老話；但它永遠是真理。在大學的講台上、研究室中，根本不應該有「管理」二字。因為，一個教育者的「良心」無法被一套形式化的規制做有效的管理；其勢所迫，必至於虛偽作假；而虛偽作假，卻是腐蝕教育本質的毒素。然而，當管理者放不下權力慾望時，教育便完全淪為形式化管理的技術操控了。 賽凡，你能同意我的想法嗎？在教育的場域中，即使非要有什麼「管理」不可；最好的管理者，也只有一種無法用「數字」標示的質化評量表：「大多數的受管理者都衷心願意向管理者靠攏、凝聚、認同，就是最好的管理」。幾十年來，我經歷過好幾個大學，所體驗到的是，管理的形式化規制是一張隔絕人心的網絡，網絡愈是繁密，人心離開管理者就愈疏遠，而凝聚力、認同感也在無形中不斷消散。最終贏得的是業績的帳面數字，虧空的卻是凝聚、認同的人心與旺盛的動能。賽凡，幾天前，你說了一個資深教授的故事，讓我難過了好些天。你的學校裡，一個學術卓有成就的教授，已是髮蒼蒼而視茫茫；卻為了下一張聘書，竟然必須在孤燈下，像個小學生，逐項填寫著兩年一次的業績評鑑表格，繁密如網，瑣碎如豆，二分三分錙銖計較，否則聘書可能就拿不到了。 這時，他遙想著一個神話，幾十年前，某大學的某校長，讓祕書陪同，捧著一疊聘書，走到宿舍區，逐家挨戶拜訪，聘書親手奉上，同時感謝教授們，辛苦地教導那些好不容易能就讀大學的青年。如今，這真的是一個已不可能在大學中出現的神話了嗎？那位資深教授擲筆而起，隨又想到另一個遙遠的神話：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高聲吟詠：「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乃決然掛冠而去。這也是一個不可能在大學中出現的神話，他想到自己就連半畝將要荒蕪的田園都沒有，只好頹然坐了回去，沉重地拿起筆來。 這已經是每個人都被「資本化」而做為生產工具的時代，大學校長也同樣是被當作或自甘當作「生產工具」的廠長而已。「人」，真的已徹底在大學中消失了。理想，只有神話中才存在。這樣想，他也就淡然地填完那份評鑑表格；但是，他的「心」卻已經離開了。 賽凡，你還說了另外一個關於大學生的故事。你經常搭乘學校內的接駁公車，好幾次看到學生們搶先占據了所有座位，就連博愛座都不留。一個頭髮銀白的女教授，背著沉甸甸的袋子，可能裝貯的是上課的教材。她比較晚上車，那些舒適地坐在位子上的學生，卻都看不見這個站在面前的老教授，彷彿她是隱形人。這就是我們大學「工廠」裡，將要行銷到社會上去的產品嗎？其中，或許會有一些未來的高官巨賈；而我們真的都沒有責任嗎？ 賽凡，這是眼前的大學圖像。我已年老，看不到更遙遠的將來，這幅圖像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是，你還算年輕，一定要有信心等待「人」再度成為大學教育的核心。 首先，你必須把自己當「人」看待，不用將「數字」當作難以解除的魔咒。那只是管理者在形式上，用來滿足自己業績優異，而自欺欺人的符號罷了；你只要每隔兩年，就像那個資深教授淡然地填完評鑑表格；然後，行所當行，言所當言。在教室的講台上，在研究室的書堆中，你就是自己世界中的「王」，沒有誰能將你當作「非人」的「工具」去操控。接著，當然也要把學生當「人」看待。站在講台上，你絕對有權力不拿「數字」替他們紋身；而帶領他們回到每個人生命存在的自身，告訴他們：你就是你自己，存在價值由你自己去定義，沒有誰能在大賣場中，把你當作劣質的貨品賤賣！ 當世界已經傾斜，我們也沒有力氣將它扶正；那麼在悲哀之後，唯一能做的就只有自己站好姿勢。賽凡，我相信你的姿勢已站成擎天的柱子，可以慢慢等待著消失已久的「人」，在未來的大學中出現。理想，不見得只在神話中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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